1977年，高考恢复的那一年，改变了百万人的命运。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说道：我们这代人，就是高考改变命运。

此后，高考不断变革。中国大学的正式扩招，始于1999年，高校招生人数增加超过51万人，总数达到160万。到了2020年，这时高考的报名的人数达到了1071万人。

自大学扩招以来，高等教育不再是独木桥，而是挤满了人的康庄大道，与此同时，高等教育越来越普及，学生数量快速增长，大学生群体精英的一面开始褪色。

扩招，对于大多数学生是一件喜事，有了更多进入大学的门票，但人数变多的同时，无论升学和就业，竞争也会愈来愈激烈。

竞争的激烈与日俱增，对于中国高校的学生来说，卷已经成为了一种现象。

2020年，“小镇做题家”这一概念横空出世，引起广泛影响。这一新词起源于豆瓣一个5万多名成员的小组，这个小组的成员多数是经历挫折的毕业生，他们有的甚至来自国内的名校，却自嘲自己为“985废物”、小镇做题家。

小镇做题家有一系列标签，出身小城镇、埋头苦读、擅长应试、缺乏一定视野和资源。豆瓣小组内的成员，分享自身失败的故事，他们向往的是公务员、计算机和金融等行业，相比之下，“天坑专业”则是被吐槽的对象。

在青年大学生群体中，小镇做题家的自嘲引起了广泛的共鸣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曾经，上大学是改变人生的途径之一；后来，大家逐渐接受了，考上大学并不会改变命运，但名校文凭好歹是找工作的“敲门砖”，不是决定项也好歹是加分项。但如今，仅有本科学历，马上要连敲门砖也快够不上了。

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两年前做过一个访谈，追溯了一位农村学生孙学商（化名）考入名校后，努力试图进入投行工作的经历。

孙学商进入大学后，付出了比一般人更多的努力，娴熟地掌握了就业所需要的专业技能。可是本科毕业后，他仍然没有如愿进入投行工作，原因是他缺乏“文化资本”——不清楚如何去社交，如何拿到实习机会。“视野的差距比纯教育的差距更令人绝望，因为这不是我自己造成的，而是我的出身造成的。” 孙学商对刘云杉说，“临近毕业，我才明白，对商科学生来说，实习和校园学习如同两条腿，哪儿短了，都是跛足。”

回归到校园里，为了更好的工作机会，在高校里，学生之间的竞争也在白炽化，为了多一分胜利的筹码。

所有人都羡慕“双一流”大学生，是父母的骄傲，同龄人的楷模，未来的国家栋梁。但事实上，这群“天之骄子”们所承担的压力，正逐渐把他们压垮。

绩点，论文、社团、获奖经历、实习和社会实践都是学生在今后竞争的关键，每一个都不能少。

并且，越是顶尖的高校，越是优秀的学生，更容易参加这样的比拼之中。

2020年，在双一流含量比较高的知乎社区上，出现了一系列奇怪的问题：清华大学学生骑车时候使用笔记本电脑；北京交通大学学生在ATM机内学习；南开大学一同学边走路边用电脑写代码。

清华卷王，ATM机器学习法、步行写代码的行为已经在大学生中间广泛传开。对于在校大学生来说，为了更好的成绩，学业已经成为了一种压力。

以上都是国内几所名校的学生，这样的现象逐渐变得普遍。论文字数的增多，学习时间上升，大学期间的各种资格证考试，未必会对自身的成长有帮助，但可以帮助你在和同学的竞争中，多一分机会。

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文章提到：

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用了4年时间做了200多个学生的访谈，多为一对一的访谈。在这所中国顶级学府里，揭开漂亮的指标、体面的成功，这些中国最聪明的年轻人正面临普遍的困境：在极度竞争中，成功压倒成长，同伴彼此PK，精疲力竭。

近来网络大热的“内卷”一词，原来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，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。说白了，就是过剩的人口投入到有限资源的争夺之中。比如，高校学生非理性的内部竞争。

此前软科的文章《比考研更卷的，是保研》，也分析到了，“双一流”名校生，为了争取有限的保研名额，其努力和拼劲令人叹服。更感慨的是，因为身处“高手如云”的环境下，“脱颖而出”就尤其艰难。

在顶尖高校里，越是聪明的学生越懂得计算自身利益的得失，同时也越容易感受到竞争带来的压力。毕竟对这么一群从小到大都是佼佼者的学生来说，“成为优秀”已经内化成一种习惯，一旦可能面临境遇落差，其焦虑感会更甚。

中国大学生的卷，是离不开外部环境变化的。

2020年，874万毕业生创新高，遇上了史上最难就业季。南方周末的报道反映了社会的变化，互联网、银行、房企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，财富神话不再，一大批名校生开始涌进体制内。

2019年，深圳中学官网发布了一份教师聘用名单，28名聘用的应届生之中，硕士起步，有15名来自清华北大，余下的都是国内北京师范大学、中山大学、香港大学等高校的毕业生。

同样，今年杭州街道办的一份2018年的招聘录用名单也火了起来，应聘者是清一色的来自清北的硕士和博士。

对于名校生来说，高额年薪，有着稳定的福利制度，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除此，选调生是应届生进入体制的一个通道，近年来，选调逐渐向名校倾斜。

今年，南方周末做了报道，在某双一流高校，5年前学校的氛围是创新创业，考公务员的更多是成绩不太突出的学生，往往报考家乡的岗位。现在形势恰好相反，成绩优秀的学生踊跃报考发达地区公务员。外部环境遇冷，进体制已经成了一种好的选择。

当然也有其他的选择。自嘲为985废物的做题家们，一些备受“天坑专业”之痛，他们渴望高薪，渴望“一夜暴富”。于是计算机和金融，成为趋之若鹜。

大学的努力，是为了更好的就业选择，而这一现实问题摆在眼前。为了就业，绩点要高，实习经历不能少，还要有社会实践，每一个指标都是一场汗水与泪水的比拼。

对于双一流的学生来说，在校的努力是为了就业的战场上赢得对手，然而又有多少人能胜出呢？

大学生间的竞争，是高考的一种延续。大学只是一个阶段，从小学中学到高等教育，从学校到社会，才是一个完整的链条。

现代社会是通过教育来培养和选拔人才，教育的筛选功能使其成为社会岗位分工、社会地位分层的代理机制，因此，一定的竞争是合理的，一定的功利也是正常的。问题在于过度的竞争。

高校的学生变得越来越功利，但是没有人愿意苛责他们。同样，即便是再越尖越卷的情况下，也没有人愿意放弃自己的机会，暂时躺平是可以的，然而醒来之后呢。

对于“双一流”高校的学生，他们不知道明天该做什么，只能对今天的自己说：

努力，请再努力一点。